余智:疫情、政治与科学—与郑永年教授商榷

选择字号:   本文共阅读 1682 次 更新时间:2020-02-10 02:08: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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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智  

www.jddcp.vip_【官方首页】-奖多多   1月28日,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发表著名时事评论家郑永年教授对当前武汉肺炎疫情的评论。该评论批评中国社会对疫情的反应过于政治化,而疏于科学反思,“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学”,甚至从历史与现实乃至国际比较出发,断言中国社会“政治启蒙过度,科学启蒙缺失”。

   笔者认为,郑永年教授的评论中虽然不乏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,但其批评的基调是不正确的:从此次疫情看,中国社会对政府与体制的反思是正确而恰当的,并没有过度政治化;从更宽范围看,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在于“政治启蒙缺失,科学启蒙部分缺失、部分过度”。

  

   一、从此次疫情看政治与科学

   郑教授的评论开头,左右开弓,批评中国社会在此次疫情中的两种过度政治化表现:一是批评、质疑体制缺陷者(姑且称为“右派”),一是美化、歌颂体制伟大者(姑且称为“左派)”;他进而进而批评这两类人都缺少科学。其实,这两类人,谁都不会否认科学在防疫中的重要性,不会否认郑教授所说的“病毒的发源和扩散有其自身的规律,在这一过程中,体制只是第二位的……如果要从源头上消除病毒,人们还必须有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生活方式。”他们不会认为科学比体制更重要。他们所争论的,不是科学与体制孰轻孰重,而是这个占“第二位”的体制本身,也就是郑教授所说的“体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预防或遏止病毒的扩散”。www.jddcp.vip_【官方首页】-奖多多郑教授将关于体制本身的争论,转化为科学与体制的关系之争,是转移了话题,模糊了问题焦点。

   郑教授进而指出,“正是因为过于强调体制的作用,才会造成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。与其他体制相比,中国体制的动员能力的确无可比拟。沙斯(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,简称SARS)危机之后,中国公共卫生体制有了实质性的进步,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体制抱有信心的根源。不过,尽管沙斯传染病疫改变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,但丝毫没有改变人的行为。”

   郑教授这段评论似是而非。www.jddcp.vip_【官方首页】-奖多多应该客观承认,SARS危机之后,中国公共卫生体制的确有进步。但这种进步远远谈不上“实质性”的。中国社会公众此次对体制的最严厉的批评,就在于有关政府部门并未从上次SARS危机中汲取足够教训,特别是:在疫情发展初期,不仅没有给予足够重视,反而为了不影响湖北“两会”的气氛,将8名传播疫情信息的医生当做“谣言”制造者予以处理,还数次发布“病毒不会人传人”等误导性信息;在疫情严重后,还允许举办“万家宴”,并坚持办省级文艺晚会,以及应急管理部门的春节团拜会,完全无视公众(包括官员自身的)安全与感受。正是这些,导致了疫情在初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,大规模扩散,酿成今日全国乃至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。

   应该说,社会公众对有关政府部门与公共卫生体制的批评,是客观的,并无过分之处。就连中国中央政法委也先后发文,严厉批评有关政府部门“将政客的面子看得比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还重要”,并为当初被错误处理的8名“谣言”制造者正名。正是因为对上次SARS危机的教训汲取不够,公共卫生体制改善不够,才导致疫情蔓延,郑教授却说“正是因为强调体制的作用,才会造成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。”这不是批评反了吗?

   客观而言,中国现有体制的动员能力的确比较强。但这种体制动员能力的好处,主要是体现在疫情危机产生、公开化以后的防控方面,例如医疗人员调动、临时医院搭建等。www.jddcp.vip_【官方首页】-奖多多而在防范疫情危机产生方面,如上所述,中国现有体制的劣势非常明显:导致此次疫情危机发生的上述原因,包括事前反应不力、言论与信息管控、无视民众安全与观感等,在欧美发达国家产生的概率要小得多。防范疫情危机的产生,比危机产生后控制其扩大,更具有重要性。

www.jddcp.vip_【官方首页】-奖多多   即使看疫情危机产生后的防控,中国现有体制也还存在诸多问题。譬如,这次疫情危机中,中国的疫情防控支援物资高度依赖于红十字会的的调配体制,就由于红十字会的低效率、不透明等问题而广受社会舆论质疑。而很多欧美国家在类似的社会危机发生后,却能够做到政府在资源方面的迅速、高效集中调配。并没有显著证据证明,中国防疫动员体制就比欧美发达国家强,像郑教授所说的“与其他国家相比……无可比拟”。

   其实,郑教授自己也很清楚中国现有体制的局限:“沙斯期间,体制呈现的一些弱点依然存在。地方政府等待上级,地方领导人等待中央领导,似乎在中央表态之前,地方不可以有所作为,不可以承认疫情危机。因此,隐瞒消息,松懈懒政,好像一切正常,什么都没发生。等到疫情扩散,上级政府和领导重视之后,地方才有了动力。一旦动员,地方又开始竞争,看谁把疫情升级得高、快,比赛地方政府的反应能力。”

   这种体制弱点,也正是社会公众特别是“右派”民众所批评的。网络上已经有评论指出,我们要防止以下的舆论倾向:“这个事件以国家主义的失败开始(舆论管制、欺上瞒下、官僚主义、麻木不仁),以国家主义的胜利结束(全民动员、战时机制、举国体制)。然后,大力宣传这种体制的优越性、合理性。再然后,等待下一次灾难降临……。”这就呼吁我们对现行体制进行深刻反思。

   民众期待这种体制能够得到改进,是合理的期盼,完全不是郑教授所说的“只相信政府,相信领导人,相信官方媒体,而不相信科学”或者“人们相信权力……一旦权力不能作为,人们转而痛恨权力。”期待与相信,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迷信政府、领导人、官媒与权力的人,的确有,但主要是少数“左派”民众,而非“右派”民众;“右派”民众也只是合理批评权力不作为或乱作为,而没有“痛恨”权力;无论“左”“右”民众,均没有因为对权力的不同态度而“不相信科学”。郑教授的批评,混淆不同概念,不分青红皂白,将两派民众“一勺烩”,且非常不客观。

   郑教授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,指责中国民众“除了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外,个体行为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”,譬如,拒不改变可能导致传染病的吃野味习惯,疫情恶化后仍然无动于衷、照常行走于大街小巷与走亲访友,等等。对民众的这些行为的批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,中国社会与民众对这次疫情的反思中也包括了这些。然而,有这些不良行为的民众,不一定就是批评政府与体制、“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”的民众,不能将他们“一勺烩”。

   更重要的是,批评民众、呼吁民众反思这些不良行为,与民众“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”并不矛盾。正如郑教授自己所言:“尽管有不少声音呼吁国家立法禁止吃野味,但为什么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动作?”郑教授自己对有关部门的这一批评,不就是体制问题吗?郑教授对政府有关部门的隐含期待(立法禁止吃野味),与民众“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”,难道不是一回事吗?

   也许,在郑教授看来,政治、政府与体制并非一回事,政府存在的问题不一定是体制存在的问题。的确如此。但正如郑教授自己所言,此次疫情中,政府的问题与体制的问题都是存在的。而无论是政府问题还是体制问题,都属于政治问题即社会公共事务问题。因此,郑教授尽管可以批评民众对科学的生活方式不够重视,但实在没有理由认为他们过度强调了体制或政治问题的重要性。不尊重科学(乱吃野味)是疫情产生的根源,而体制不完善则是疫情演变为公共卫生危机的根源,两者并行不悖,不必强分主次。

  

   二、从更宽范围看政治与科学

   郑教授在评论中,进一步跳脱出疫情问题本身,讨论政治与科学的关系,并断言“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?简单地说,政治启蒙过度,科学启蒙缺失。”这很不符合中国实际,甚至可能与实际情况恰好相反。

   郑教授首先谈到西方的例子。他指出,西方启蒙从文艺复兴的科学启蒙开始,后来“重点转向制度的改进”,也就是政治启蒙。他进一步提出:“如果忽视了文艺复兴所产生的科学理性态度,很难理解西方体制的有效性。”这些都大致正确。但他同时也指出了“西方体制的有效性”,并进一步指出:“西方也多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,但近代以来并没有造成巨大的恐慌。以科学的态度对付疫情,公开透明,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。”这些,不就是客观承认西方体制在管控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存在相对优势吗?这些,与他此前所说的“正是因为强调体制的作用,才会造成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”、中国体制“与其他国家相比……无可比拟”,难道不是矛盾的吗?

   郑教授接着谈论中国的历史。他谈到,“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启蒙运动,而非文化启蒙运动。”如果将此处的“五四运动”理解为史学界所称的 “小五四”,即1919年围绕《巴黎和约》所产生的爱国政治运动,那么他的说法是正确的。但是,史学界也有“大五四”之说,其中包括了从1915年(也有人认为是1917年)开始的“新文化运动”,而这一运动以“民主”(德先生,政治范畴)与“科学”(赛先生,科学范畴),则显然兼含政治启蒙与科学启蒙。郑教授接着谈到,“用政治方法来组织国家、拯救国家,中国成功了。”郑教授指的“成功”,是指哪一段政治历史呢?还是指政治斗争中获胜的一方呢?其“成功”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?他都没有明说,因此笔者也无从评论其对错。

   郑教授紧接着说:“因为成功,人们相信政治的能力,相信权力的力量,相信什么问题都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,可以用权力解决。但政治方法的劣势也是明显的,即强化了中国传统上根深蒂固的“顺民”意识,人们更加地服从政治,服从权力,服从到了极致,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其他,包括科学。”实际上,郑教授此处指出的迷信“权力”、“顺民”意识的问题,主要是中国“左派”民众而非“右派”民众存在的问题。同时,他又将“相信政治”与“相信权力”混为一谈。这两者对“左派”民众也许不存在重大区别。但对于“右派”民众而言,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:好的政治体制,是制约权力、限制权力的体制,而非“相信权力”的体制,因此,“相信政治”与“相信权力”完全是两回事。郑教授此处再次犯了前面的错误,将左右两派民众“一勺烩”、将两个不同概念“一勺烩”了。

   郑教授还指出:“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,就是因为后者的科学与技术,中国要成为强国,自然也要学习和发展近代科学技术。事实上,“科技强国”一直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中国政治精英的共识,这种共识也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崛起。”郑教授这种认知,不是没有道理,但显然片面。他忽视了科技与体制(政治)的相互作用,特别是体制(政治)对科技的强大影响。清代以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为指导思想的“洋务运动”,之所以作用有限,未能挽救中国,也未能挽救大清,就在于只学习了西方的表层即“科学与技术”,而没有学习西方的先进体制(政治)。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,则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,尽管史学界有人从诸多不同角度,认为他的探索也有很多不足。1970年代末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,也是以体制改革(经济与政治双方面),来促进科技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。事实证明,“科技强国”是正确的,但体制改革是“科技强国”的制度保障。这也是中国众多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的共识。

   郑教授还将中日两国的科学与体制做了对比。他正确指出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后对于科学的重视,但却忽略了明治维新在体制(政治)上的变革与改良。他还提出,“就体制来说,日本也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。”不知郑教授所指的“中央集权”,是指“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权力较大”,还是“中央政府相对与民众而言权力很大”,还是两者兼而有之?其具体依据又是什么?郑教授这么说,是想将中国与日本做何种对比?两者的“中央集权”又是一回事吗?这些他都没有说清楚,让人不知他究竟想表达什么,又如何以此证明中国相对而言“政治启蒙过度,科学启蒙不足”。

郑教授评论的结尾,提出了关于“中国需要全民科学运动”的四点建议:“第一,政治要确立自己的边界。政治或政治人物不要装成自己无所不能,要深刻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。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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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责编:陈冬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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